自2004年创立以来，亚足联杯（AFC Cup）作为亚洲第二级别俱乐部赛事，见证了无数中小足球协会球队的高光时刻。截至2024年最后一届赛事落幕，该赛事共举办20届，覆盖超过25个亚足联成员协会，累计超过300支俱乐部参与。尽管其竞技水平与亚冠联赛存在差距，但亚足联杯为伊拉克、约旦、黎巴嫩、新加坡等国的俱乐部提供了国际赛场的宝贵舞台，并催生了如阿尔费萨里（约旦）、阿尔瓦赫达（叙利亚）、狮城水手（新加坡）等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球队。
2024年12月，亚足联正式宣布亚足联杯停办，原有参赛名额并入扩军后的亚冠精英赛与亚冠二级联赛体系。这一决定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，也折射出亚洲足球竞赛结构的深度调整。回溯二十年历程，“亚足联杯历史回顾”不仅是一份赛事档案，更是亚洲足球从分散走向整合、从边缘迈向中心的真实缩影。
根据亚足联官方统计，亚足联杯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俱乐部是约旦的阿尔费萨里，共4次登顶（2005、2006、2015、2021）。紧随其后的是伊拉克的阿尔夸达西亚（2013、2014）和叙利亚的阿尔瓦赫达（2004、2010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2004年至2012年间，西亚球队包揽全部冠军；而2013年后，东南亚与中亚球队开始崭露头角——新加坡内政联（2007）、菲律宾环球马卡蒂（2013四强）、乌兹别克斯坦棉农B队（2019亚军）均取得突破。
参赛规模方面，2016年达到峰值，共有36支球队来自22个协会参赛。但此后因亚冠扩军及部分协会退出，参赛队数逐年下滑。2023–24赛季仅剩24队，且决赛首次由两支东南亚球队（越南河内公安 vs 新加坡狮城水手）争夺，最终狮城水手1–0取胜，成为最后一届冠军。这一变化印证了赛事重心从西亚向东南亚转移的趋势。
早期亚足联杯以西亚球队的高压逼抢与快速反击为主导。以阿尔费萨里为例，其2005–2006年两连冠期间，场均控球率仅42%，但场均抢断达18.3次（WhoScored数据），依赖边路速度制造威胁。而2010年代后期，随着东南亚技术流崛起，战术风格显著分化：
这种战术多元性虽丰富了赛事观赏性，但也暴露了各协会青训体系与战术理念的巨大差异，成为赛事难以统一竞技标准的核心症结。
2017年被视为转折点。当年，亚足联推行“亚冠精英化”，将西亚与东亚前六协会的俱乐部全部纳入亚冠，导致亚足联杯失去科威特、巴林等传统强队。此后，赛事竞争力明显下滑。2021年，因疫情中断一年后重启，亚足联尝试引入跨区决赛（西亚 vs 东南亚），但交通与成本问题使多队退赛。
时任亚足联秘书长温莎·约翰在2022年接受《南华早报》采访时表示：“亚足联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现在我们需要一个更紧凑、更具商业价值的二级联赛体系，让每场比赛都有意义。”
球员层面，约旦国脚巴哈·阿卜杜勒拉赫曼曾三次随阿尔费萨里夺冠，他在2023年退役时坦言：“亚足联杯是我们唯一能踢洲际比赛的机会。没有它，很多像我这样的球员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本国联赛。”
亚足联杯的终结并非偶然。根据Transfermarkt数据，2023年亚足联杯俱乐部平均市值仅为亚冠球队的1/8，赞助收入不足后者15%。商业价值低迷叠加赛事冗长（通常跨8个月），使得中小协会难以为继。新设立的亚冠二级联赛（AFC Champions League 2）采用集中赛会制+分区淘汰，旨在降低成本并提升对抗强度。
然而，风险依然存在。新体系下，东南亚与中亚球队需与原亚冠“降级”球队同场竞技，实力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。此外，缺乏稳定的电视转播与数字媒体覆盖，仍是低级别亚洲俱乐部面临的共同困境。亚足联杯的历史证明：仅有参赛机会不够，可持续的生态支持才是亚洲足球进化的真正基石。
回望“亚足联杯历史回顾”，辉煌属于那些在资源匮乏中奋力一搏的球队，挑战则揭示了亚洲足球发展的不均衡现实。它的谢幕不是终点，而是亚洲俱乐部竞赛体系迈向专业化与分层化的新起点。亚足联杯所承载的梦想与挣扎，终将成为亚洲足球进化路上不可磨灭的注脚。
